据悉神木胡文高先生也收藏有一件玉人头，可能也出自石峁遗址。玉人头玉质微黄，方脸、鹰钩鼻、橄榄形大眼、鼓腮、凸耳束髻、面颊穿孔，整体造型、尺寸与陕西历史博物馆所藏玉人头极为相似（图一，2）[8]。所不同的是发髻正中还有一单面穿孔，而且面颊正中单面穿孔两面的孔径也差别明显，穿孔呈上大下小的圆台体，显然系单面管钻所致[9]，但陕西历史博物馆所藏玉人头穿孔两面的孔径大小则基本相同。
02
“一目国”与东夷遐想
凭借独特的造型，石峁玉人头甫一发表即引起学术界关注，学者们围绕玉人头的文化归属、文化性质及其族属等问题展开讨论。
杨伯达先生认为石峁玉人头表现的“一目”造型或与《山海经》所载的“一目国”“鬼国”有关[10]。《山海经·海外北经》记载：“一目国在其东，一目中其面而居。”[11]；《山海经·大荒北经》云：“有人一目，当面中生。一曰是威姓，少昊之子，食黍”[12]（鬼、威音近，当为一国）；《山海经·海内北经》所载“鬼国”：“鬼国在贰负之尸北，为物人面而一目”[13]。据马昌仪对《山海经》的解说，“一目民图有二形：其一，一目为纵目、直目，此说未见于经文。如蒋应镐绘图本、成或因绘图本”（图二，1、2）；“其二，一目为横目，如吴任臣康熙图本、汪绂[fú]图本、《边裔典》”[14]（图二，3～5）“鬼国即一目国，其人人面，一只眼睛生在脸中央。今见三幅鬼国图，其一目都是横目。有二形，其一，人形，如蒋应镐绘图本、成或因绘图本”（图二，6、7）；“其二，人面蛇，如《边裔典》”[15]（图二，8）。
图二 《山海经》不同版本所载一目国、鬼国人像
1~5.一目国人像（[明]蒋应镐绘图本、[清]成或因绘图本、[清]吴任臣康熙图本、[清]汪绂图本、[清]《边裔典》）6~8.鬼国人像（[明]蒋应镐绘图本、[清]成或因绘图本、[清]《边裔典》）
《山海经》有关“一目”的著录具有浓厚的神话传说色彩，但杨伯达先生认为“若与石峁一目玉人相对照，两者可互为对应，确有关系，可能‘一目国’‘一目人’的记载还是有来头的，不应是空穴来风”。而“一目国”“鬼国”冀州之北的地望正与石峁文化分布地域相吻合。他还进一步探讨了石峁文化玉器与贝加尔湖周围玉矿的关系。杨先生关于石峁文化玉料来源的讨论的确很有创见，但是将玉人头的艺术形象解读为“一目”并将石峁文化视为《山海经》中所载“一目国”的观点则值得商榷。
事实上，石峁玉人头为侧面剪影式双面雕刻，人像以鼻嘴侧缘为轴线呈双面对称式构造，正反两面各有一只橄榄形大眼，这种侧面表现人物头像的艺术形式在绘画、剪纸等平面艺术中极为常见。石峁玉人头所刻画的“单眼”实质应为对称双眼形象。
石峁遗址发现的大量其它材质的人像艺术形式也为双眼形象提供了佐证。2009年，罗宏才先生对石峁遗址进行考察，发现私人收藏及调查所得石雕人头像17件，皆为双眼造型[16]（图三，1、2）。自2012年石峁遗址正式发掘以来，在皇城台发现的阴刻人面像，双眼尤为清晰（图三，3）。在皇城台护墙内还曾发现有石质菱形眼纹雕塑，砂岩质地，制作规整，其中较大的一组有两只，两眼大小相若，宽约30厘米，高约18厘米，间距约28厘米（图三，4）。另外一组残存一只，宽33厘米，高15厘米，可能因墙体坍塌遭到破坏，当初应该也为双眼构造。皇城台新近的考古发现显示，在大台基南护墙中有人像主题的石雕，无一例外刻画的都是双眼造型，很显然这些双眼人像并非“一目”，因此石峁文化也应与《山海经》所载的“一目国”无涉。
图三石峁文化石雕人头像、双眼石雕
1.石峁遗址出土石雕人头像 2.石峁石雕人头像（陕北历史文化博物馆藏）
3.石峁外瓮城出土双眼石雕（2016③:2） 4.石峁城墙出土双眼石雕
尽管石峁文化玉人头目前仅发现2件，但类似的玉人头像在海岱地区的龙山文化和江汉平原的后石家河文化中则十分常见。邓淑萍先生据此认为石峁玉人头这类人像应为“神祖面纹”，属“东夷系玉器”[17]，甚至有学者认为这种玉人（神）形象应是文献所载东夷少皞[hào]族的重与句芒[18]。
人（神）像是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玉器的重要母题之一，在两城镇遗址出土的玉圭（图四，1）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玉圭（图四，2）、玉戚（图四，3）上都有发现，其中台北故宫博物院玉戚上刻画的神祖面纹与石峁文化玉人头的形象尤为相似。玉戚为黄褐色玉，呈短宽梯形，高23.4、厚0.5、刃宽22.2厘米。下部有一圆穿，柄端平直，刃线微有内凹，两侧各有一段长约7厘米的齿棱，略有残损。近齿棱的两面各雕琢一侧面人像，四个侧面人像若以边线为中轴，拼合来看明显代表两组不同的人像。左侧一组跪坐式人像略有残破，鼻、口、下巴与前胸不存，头部保存较好。人像头顶戴船形帽，不见长发或发髻；两侧各刻一只椭圆形大眼，两三短线所示睫毛清晰可见；长耳位于脑后，耳下方坠有圆环，或为耳环或耳铛。
图四 山东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玉人头像
1.两城镇遗址出土玉圭 2、3.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山东龙山文化玉圭、玉戚 4~9.后石家河文化玉人头像（肖家屋脊W6:32、W7:4、W6:14、W6:17、W6:9、W6:38）
类似的人（神）像在后石家河文化中也十分常见，在天门肖家屋脊、罗家柏岭、谭家岭遗址，荆州枣林岗等遗址皆有出土，总计20余件，据其形式与特点可分为三类[19]。
第一类，立体圆雕或浮雕人像。如肖家屋脊W6:32，人像横切面呈三棱状，以棱线为中轴布局。人像头戴浅冠，头两侧饰弯角及扉棱。人面刻画有梭形双眼，外凸宽鼻头，口部微张，四齿外露，有獠牙一对，耳下部呈圆形穿孔，似耳环。自头顶至颈部有一纵向穿孔，为系配所用（图四，4）。肖家屋脊W7:4，圆管形浮雕，以箍束发并在脑后挽结。浅浮雕五官，耳饰圆形耳环（图四，5）。
第二类，片状正面人像。此类人像数量较多，皆在长方形玉片正面雕刻人像，反面素光无修饰。如肖家屋脊W6:14，人像头戴平顶浅冠，冠前饰有涡形云纹。人面有梭形眼，宽鼻，口紧闭，戴环形耳环（图四，6）。
第三类，片状侧面人像。此类人像数量较少。肖家屋脊W6:17保存较好，采用浅浮雕技法将人像刻于璜形玉器之上。人像以璜形器凸缘为中轴，左、右人面分雕在玉璜两面。人像头戴尖冠，披长发，橄榄形大眼，短鼻，口微张，戴环形耳饰（图四，7）。
据此来看，石家河片状侧面人像、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玉圭“神祖面纹”人像的艺术表现形式与石峁文化玉人头非常相似，而且人像头戴浅冠，梭形或橄榄形双眼，凸鼻、阔耳、短颈的特征也与石峁文化玉人头如出一辙，这三种艺术形象之间可能有着共同的文化渊源。石家河文化的肖家屋脊W6:9、W6:38柱状半浮雕玉人像，采用减地手法刻画双眼，眼窝深凹（图四，8、9）。后石家河文化双眼玉雕与石峁皇城台双眼石雕造型十分相近，暗示着一南一北两地间的玉文化交流。值得注意的是，龙山文化“神祖面纹”、石家河文化人像一般耳下坠有圆形耳环（或耳铛），但石峁文化玉人头却不见这一特征，或许玉人像面颊中部的圆形穿孔就是由环形耳环演变而来的。
03
眼睛崇拜
石峁玉人头强调眼睛形象的夸张表现手法以及石峁遗址双眼石雕的发现都提供了丰富的可供比较的实物材料。这种着重刻画“双眼”的艺术形式也普遍存在于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
在距今8000至9000年的贾湖文化墓地中，有将绿松石放置在尸体双眼之上的“幎[mì]目”现象（图五，1）。距今5000至6000年的红山文化女神像的双眼特意用碧绿圆玉片镶嵌而成（图五，2）。及至青铜时代，青铜器上的饕餮纹刻意突出眼睛，最简者仅保留双眼代替整个面部[20]。集中发现纵目状双眼的青铜人像面具（图五，3）以及棱形青铜眼睛（图五，4）的三星堆文化，很可能已经有了“眼睛崇拜”的理念[21]。在中国不同时期的岩画[22]、彩陶、玉器等诸多人像艺术上都存在众多对“眼睛”母题的特殊强调[23]。
图五 世界各文化中的“眼睛崇拜”
1.贾湖文化绿松石瞑目（公元前7000~5800年）
2.红山文化玉睛女神陶头像（公元前4000~3000年）
3.三星堆文化青铜头像（公元前2000~1000年）
4.三星堆文化青铜菱形眼睛（公元前2000~1000年）
5.前陶新石器时代耶利哥遗址贝壳瞑目（公元前7300~6000年）
6.乌鲁克文化晚期“眼庙”遗址双眼陶塑（公元前3300~3100年）
7.埃及第三中间期“荷鲁斯之眼”（公元前1077~664年）
8.土耳其阿恰纳丘菱形金眼睛（公元前1500~1200年）
从世界范围来看，突出表达“眼睛”的艺术形式，涉及的时空范围尤为广泛。在中东地区距今7000至9000年的前陶新石器时代晚期，在耶利哥（Jericho）、艾因·格扎尔（Ain Ghazal）等遗址发现的大量泥灰、石膏塑像着重刻画眼睛，一些墓葬中的尸体眼眶处放有贝壳[24]（图五，5）。在叙利亚东北部的布拉克土丘（Tell Brak）还发现有乌鲁克文化晚期（距今5100至5300年）的大量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眼睛”或“瞳孔”状雕塑[25]（图五，6），该遗址也因此被命名为“眼庙（Eye Temple）”。在古埃及，鹰神荷鲁斯（Horus）也常以眼睛形象出现（图五，7），“荷鲁斯之眼（Eye of Horus）”被视作太阳的象征，是幸福与健康的源泉[26]。荷鲁斯之眼及其简化图案广泛见于古埃及的遗迹遗物中，并传承至今，在西方的医学处方上时常可以见到。简化的眼睛形象在世界很多地区都有发现（图五，8）。
上述不同区域、不同时代人面艺术形象对于眼睛的突出强调，已经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尤其是简化或抽象化的眼睛成为一种文化“符号”。眼睛作为人类的视觉器官，在面部占据着重要的位置，面部的其他器官甚或整个生命体的活动，都有赖于眼睛获取到的信息而进行，或许眼睛这种具有“统领”性质的生物特性逐渐被人类赋予独特的文化含义，使其成为震慑力的化身。贡布里希（Ernest Grombrich）指出，“在原始艺术里，眼睛是一种普遍性形象。它具有让人恐惧、尊神压邪的功能”[27]。神秘莫测的眼睛因此也成为古人图腾信仰与崇拜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也有诸多关于眼睛崇拜的描述，诸如“尧、舜叁牟（眸）”“仓颉四目”、项羽“重瞳”“仙人目瞳皆方”等[28]。宗教中普遍存在通过增加眼睛数目而突出强调眼睛特征的人物，如古印度的神灵因陀罗（Indra）和伐楼那（Varuna）皆有“千眼”，佛教千手千眼的观音形象等。在古希腊神话中，“千里眼”宙斯（Zeus）、“百眼巨人”阿尔戈斯（Argus）、“独眼巨人”（Cyclops）等神灵的眼睛也十分特殊。民族学材料显示，太平洋西岸的夸扣特尔人（Kwakiutl）使用“赫韦赫韦（XweXwe）”面具，萨利什人（Salish）使用“斯瓦希威（Swaihwe）”面具，以及亚马逊河流域的图卡诺人（Tucano）、北美地区的原始印第安梅诺米尼人（Menomini）等都使用突出眼睛特征的面具，“这些面具上眼睛的特殊形式表明它们具有超人的视力”[29]。
这些世界范围内不同区域对眼睛艺术形式的突出表达具有明显一致性，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曾把这类原始思维中的“相似律”“类比律”称为“类比魔法”[30]。这种对于眼睛独特魅力的艺术再现，以及眼睛背后所承载寄托的不同符号象征表达显然是原始信仰、巫术、宗教的通用表现形式，是一种原始的“眼睛图腾崇拜”。石峁文化玉人头夸张而突出的眼睛以及双眼石雕的发现很可能是当时石峁文化先民“眼睛崇拜”的重要表征。
04
结 语
石峁遗址因出土大量精美玉器而享誉海内外，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的玉人头即为其典型代表。类似的玉人头像在陕西神木也有发现，两件人像头戴方冠，方脸凸鼻，阔耳束髻，面颊穿孔，夸张的橄榄形大眼尤为突出。玉人头以侧缘为轴线，两面各刻一目而构成双目，是典型侧面剪影式艺术表现形式。因此石峁玉人头并非“一目”，更与《山海经》所载“一目国”无涉。
从考古学文化面貌来看，石峁玉人头与海岱地区龙山文化、江汉地区后石家河文化关系紧密，石峁文化遗址还出土有龙山文化风格的玉璇玑、玉牙璋以及后石家河文化常见的玉鹰形笄、玉虎等。这些玉器的发现表明石峁城址在当时已经有了频繁的上层文化交流和跨区域文化互动。
石峁文化玉人头夸张的眼睛以及石雕双眼反映了石峁文化先民可能存在眼睛崇拜。近年来，在石峁城址还发现有大量的陶鹰、口弦琴、石刻符号、卜骨等自然崇拜或是原始信仰的证据[31]，因此石峁文化很可能是一个多种信仰体系或“泛灵论”的社会，而眼睛崇拜只是石峁文化先民原始信仰和世界观、宇宙观的一部分。这种多元信仰与良渚社会神人兽面纹所表现出高度一致的精神信仰显然不同[32]，关于石峁文化精神信仰的探索与对比研究有待今后进一步开展。
注释
[1]王炜林、孙周勇：《石峁玉器的年代及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4期。
[2]邓淑萍：《<古玉图考>导读》第25~27页，艺术图书公司，1992年。
[3]戴应新：《陕西神木县石峁龙山文化遗址调查》，《考古》1997年第3期。
[4]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现石峁古城》，文物出版社，2016年。
[5]a.戴应新：《神木石峁龙山文化玉器探索（一~六）》，《故宫文物月刊》第125~130期；b.高嵘：《陕西历史博物馆藏石峁玉器赏析》，《文博》2009年第4期。
[6]据台北故宫博物院邓淑萍女士观察认为可能属闪玉，见邓淑萍：《晋、陕出土东夷系玉器的启示》，《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5期。
[7]戴应新：《神木石峁龙山文化玉器探索（六）》，《故宫文物月刊》第130期。
[8]高功：《石峁玉人头雕像》，《收藏界》2013年第8期。
[9]邓聪：《东亚史前玉器管钻技术试释》，载钱宪和、方建能编著：《史前琢玉工艺技术》第145~156页，台湾博物馆，2003年。
[10]杨伯达：《“一目国”玉人面考——兼论石峁玉器与贝加尔湖周边玉资源的关系》，《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2期。
[11]马昌仪：《古本山海经图说（增订珍藏本）》第79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12]马昌仪：《古本山海经图说（增订珍藏本）》第105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13]马昌仪：《古本山海经图说（增订珍藏本）》第91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14]马昌仪：《古本山海经图说（增订珍藏本）》第798、79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15]马昌仪：《古本山海经图说（增订珍藏本）》第912、91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16]罗宏才：《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石雕像群组的调查与研究》，载罗宏才主编：《从中亚到长安》第3~50页，上海大学出版社，2011年。
[17]邓淑萍：《新石器时代神组面纹研究》，载杨晶、蒋卫东主编：《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五）》第230~274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
[18]孙庆伟：《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第420~429页，三联书店，2018年。
[19]荆州博物馆：《石家河文化玉器》第1~24页，文物出版社，2008年。
[20]艾兰：《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第202~216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
[21]王仁湘：《三星堆青铜立人冠式的解读与复原——兼说古蜀人的眼睛崇拜》，《四川文物》2004年第4期。
[22]李东风：《岩画中的眼睛崇拜——以赤峰地区人面像岩画为例》，载张亚莎主编：《岩画学论丛（第1辑）》第152~161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4年。
[23]王仁湘：《中国史前“旋目”神面图像认读》，《文物》2000年第3期。
[24]吕红亮：《“再造”眼睛：史前眼睛信仰的探索》，载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考古教研室、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编：《东南考古研究·第四辑》第185~193页，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
[25]拱玉书：《西亚考古史（1842—1939）》第155~156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
[26][英]萨拉·巴特利特著：《符号中的历史——浓缩人类文明的100个象征符号》第84、85页，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
[27]转引自艾兰：《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第209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
[28]夏奇艳：《原始艺术中眼睛形象的意义》，《中华文化论坛》2016年第4期。
[29][法]列维·施特劳斯著，知寒等译：《面具的奥秘》第13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
[30][德]恩斯特·卡西尔著，于晓译：《语言与神话》第110页，三联书店，1988年。
[31]孙周勇等：《石峁遗址：2017年考古纪事》，《中国文物报》2018年6月1日。
[32]赵辉：《良渚的国家形态》，《中国文化遗产》2017年第3期。
从《长安十二时辰》解读大唐风华（一）——从“头”说起
从《长安十二时辰》解读大唐风华（二）——脂泽粉黛
从《长安十二时辰》解读大唐风华（三）——大唐遗宝
从《长安十二时辰》解读大唐风华（四）——粟特风情
从《长安十二时辰》解读大唐风华（五）——云想衣裳
从《长安十二时辰》解读大唐风华（六）——熠熠铜镜
从《长安十二时辰》解读大唐风华（七）——长安娱乐
从《长安十二时辰》解读大唐风华（八）——玉盘珍馐
彩陶|跟着祖先学制陶，教你称霸陶艺室
彩陶|人面鱼纹盆 子非鱼，却知鱼之乐
玉杂 | 小棍棍的数学大智慧“问君能有几多筹”
金银|唐朝银饼饼的自述，请叫我富贵儿~
青铜 |来自西周的关爱提示：勤洗手 少生病
玉杂|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水晶多曲长杯
杂器| 理科钢铁直男的爆款数学课，速来围观
壁画|您的好友唐墓壁画邀请您：像爱护文物一样爱护动物
金银|穿越千年的绝美头饰
玉杂|隋唐玻璃器：愿你通透 纯净 无瑕
金银|从秦公一号大墓金器一组浅谈秦国金器
青铜 | 龙的自述
青铜|函皇父鼎：我就是我 是颜色不一样的青铜器
青铜器|带你走近秦国的“大橙武”——青铜剑
（ 版权所有 转载注明）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